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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词
拼音

江南春

千里莺啼绿映红,

水村山郭酒旗风。

南朝四百八十寺,

多少楼台烟雨中。

jiāngnánchūn

qiānyīng绿yìnghóngshuǐcūnshānguōjiǔfēng

náncháobǎishíduōshǎolóutáiyānzhōng

注释

莺啼:即莺啼燕语。

郭:外城。此处指城镇。酒旗:一种挂在门前以作为酒店标记的小旗。

南朝:指先后与北朝对峙的宋、齐、梁、陈政权。四百八十寺:南朝皇帝和大官僚好佛,在京城(今南京)大建佛寺。《南史·循吏·郭祖深传》:“都下佛寺五百余所。”这里说四百八十寺,是虚数。

楼台:楼阁亭台。此处指寺院建筑。烟雨:细雨蒙蒙,如烟如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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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文

江南大地鸟啼声声绿草红花相映,

水边村寨山麓城郭处处酒旗飘动。

南朝遗留下的四百八十多座古寺,

无数的楼台全笼罩在风烟云雨中。

赏析

这首《江南春》,千百年来素负盛誉。短短四句诗,既写出了江南春景的丰富多彩,也写出了它的广阔、深邃和迷离。

绝句取材多注重“小”与“少”。“小”,是指细节,诗多通过细节的描绘,令人想见对象的整体,即所谓“以小见大”。“少”,是指净化画面,突出重点,不枝蔓,不庞杂。绝大多数的绝句佳作都是如此。但这些原则说起来容易,用起来却不简单,因为情况会有千差万别,须能千变万化。比如这首诗便是。诗题《江南春》,一看就知道,这是个范围、景象都“大”而“多”的题目,很难以“以小见大”的方式将它描绘出来。它需要概括,才能适合“江南”的大范围;它也需要具体,才能表现春天的景色意趣。概括,容易流于抽象、概念;具体,又不免会有所局限。这是个两难的题目,杜牧则将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。

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”诗一开头,就像迅速移动的电影镜头,掠过南国大地:辽阔的千里江南,黄莺在欢乐地歌唱,丛丛绿树映着簇簇红花;傍水的村庄、依山的城郭、迎风招展的酒旗,一一在望。迷人的江南,经过诗人生花妙笔的点染,显得更加令人心旌摇荡了。摇荡的原因,除了景物的繁丽外,恐怕还由于这种繁丽,不同于某处园林名胜,仅仅局限于一个角落,而是由于这种繁丽是铺展在大块土地上的。因此,开头如果没有“千里”二字,这两句就要减色了。“千里莺啼”,是出于文学艺术典型概括的需要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后两句。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从前两句看,莺鸟啼鸣,红绿相映,酒旗招展,应该是晴天的景象,但这两句明明写到烟雨,只是因为千里范围内,各处阴晴不同。不过,还需要看到的是,诗人运用了典型化的手法,把握住了江南景物的特征。江南特点是山重水复,柳暗花明,色调错综,层次丰富而有立体感。诗人在缩千里于尺幅的同时,着重表现了江南春天掩映相衬、丰富多彩的美丽景色。

诗的前两句,有红绿色彩的映衬,有山水的映衬,村庄和城郭的映衬,有动静的映衬,有声色的映衬。但光是这些,似乎还不够丰富,还只描绘出江南春景明朗的一面。所以诗人又加上精彩的一笔: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”金碧辉煌、屋宇重重的佛寺,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,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,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。这样的画面和色调,与“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”的明朗绚丽相映,就使得这幅“江南春”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“南朝”二字更给这幅画面增添悠远的历史色彩。“四百八十”是唐人强调数量之多的一种说法。诗人先强调建筑宏丽的佛寺非止一处,然后再接以“多少楼台烟雨中”这样的唱叹,就特别引人遐想。

关于这首诗的主旨,分歧较大的地方是有没有借古讽今。有的研究者提出了“讽刺说”,认为南朝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以佞佛著名的,杜牧所处时代的佛教也是恶性发展,而杜牧又有反佛思想,因之末二句是讽刺。或认为主旨在尚儒排佛,表达对统治者治国乏术和佛道误国的忧虑;或认为主旨在借古讽今,讽谏统治者大兴土木滥修佛寺会造成国力衰弱民生凋敝,加重社会危机。他们认为晚唐诗人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,审美之中不乏讽刺,诗的内涵也更显丰富。

有的研究者对“讽刺说”不以为然。他们认为这首诗只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,表现了诗人对江南景物的赞美与神往。了解诗首先应该从艺术形象出发,而不应该作抽象的推论。杜牧反对佛教,并不等于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佛寺建筑也一定讨厌。他在宣州,常常去开元寺等处游玩。在池州也到过一些寺庙,还和僧人交过朋友。著名的诗句,像“九华山路云遮寺,青弋江边柳拂桥”,“秋山春雨闲吟处,倚遍江南寺寺楼”,都说明他对佛寺楼台还是欣赏流连的。当然,在欣赏的同时,偶尔浮起那么一点历史感慨也是可能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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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介绍

杜牧

杜牧

杜牧(803年-约852年),字牧之,号樊川居士,汉族,京兆万年(今陕西西安)人。杜牧是唐代杰出的诗人、散文家,是宰相杜佑之孙,杜从郁之子。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中进士,授弘文馆校书郎。后赴江西观察使幕,转淮南节度使幕,又入观察使幕,理人国史馆修撰,膳部、比部、司勋员外郎,黄州、池州、睦州刺史等职。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,故后世称“杜樊川”,著有《樊川文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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