说起王安石和司马光，可谓家喻户晓。两人同为一个时代的佼佼者，本来惺惺相惜，是一对好朋友，但司马光为什么要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呢?难道真的是因为两人的政见不同吗?笔者认为，司马光是个聪明人，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。

司马光出生时，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，于是便给他取名“光”。七岁时，“凛然如成人，闻讲《左氏春秋》，即能了其大旨”。从此，他“手不释书，至不知饥渴寒暑”。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，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书，而非政治。

司马光22岁的时候中了进士甲科，从此步入仕途。但时间不长，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，他只得辞去官职，回家守丧。在守丧的几年时间里，他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，读了许多史书，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论，为以后编著《资治通鉴》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治平元年(1064年)，他还修成了《历年图》一书，献给英宗皇帝，这实际上就是《资治通鉴》的雏形。两年后，他又撰成战国迄秦的《通志》八卷上爱好历史的宋英宗，深受皇帝赞赏。可见，司马光虽然从政。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著书立说，而不在于政治。但是，人在官场，身不由己。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，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，司马光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。

公元1076年，英宗皇帝驾崩，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，即宋神宗。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王安石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，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。从此，王安石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。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，谈论时政。在闲谈之中，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，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司马光和王安石是友好的，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，有争执，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并不放在心上。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，他与王安石在政见上的不同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，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政敌，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。

这年冬天，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。按照祖制，皇帝祭天完毕，要遍赐金帛，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，致使国库空虚，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。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在场，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，他说：“救灾节用，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。”王安石听了却说：“现在国家财力不足，并非奢靡而起，而是不善理财之故。”司马光在平时与王安石的闲谈中，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，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，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。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。历朝变法，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，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范仲淹的“庆历新政”，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。所以他更加反对王安石变法，怕王安石重蹈覆辙，身败名裂。此时，耿直的司马光见王安石当面驳斥自己，便与王安石争执起来。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。神宗皇帝见状，觉得很不像话，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。

王安石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，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》。他在札子中指出：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。不思新变，流弊十分严重。而农民之所以“坏于差役”，皆因“其于理财，大抵无法”。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，政治腐败，军事力量不堪一击，早就想振作一番。以扭转国家的形势。他看到王安石的札子后，简直欣喜若狂，立即召见王安石，商讨变法之事。王安石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。很合神宗心意。

熙宁二年(1069年)，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(位同宰相)，大力支持他变法。同年二月，王安石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他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理财方面，准备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。但是，王安石的变法很快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抵制。有个大臣罗列了王安石的十大罪状，要扳倒王安石。而此时的神宗皇帝急于变法图强，就罢免了那个大臣的官职。王安石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，司马光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，他利用向神宗皇帝讲西汉历史的机会，提出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的主张，然后又接二连三地写信劝说王安石放弃变法。

但王安石深知北宋一百年来已发展到非变革无以图存的地步，所以他变法图强的信念非常坚定，丝毫不为司马光所动。神宗皇帝也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，没有采纳司马光的建议。1070年，并不怎么热衷于政治的司马光一心想着他的历史巨著，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，于是主动向神宗皇帝提出申请，允许他离开京城。神宗皇帝批准了司马光的请求，让他去西安任职。第二年，他又申请到洛阳任了一个闲官，这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绝好的条件。他上奏得到神宗允许后，将书局搬到了洛阳，同时让范祖禹、刘攽等人做他的助手。司马光还买了20亩地建造了一所“独乐园”，从此在其中一心一意撰写史书。

官场斗争历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，谁不愿意成为一人之下。万人之上的权臣呢?谁不愿意整天围在皇帝身边俯视天下呢?谁不愿意待在京城尽享荣华富贵呢?而司马光却主动请求离开京城，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。

在这十五年里，他不问政治，安心著书，这就充分证明了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兴趣的。如果他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，如果他真的与王安石成了政敌，是决不会做出以上事情的。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司马光把反对王安石变法作为一个幌子，实质上是想完成他的历史著作。他骗了神宗皇帝，也骗了后人。一方面，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，就是要著书立说；另一方面，他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而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就必须有一份稳定的收入。保留个一官半职，就能按时领到俸禄，有了俸禄，一家人的生活也就有了保障。司马光一举两得，何等的聪明?

《资治通鉴》的书名是神宗皇帝给定的。宋神宗以其书“有鉴于往事，以资于治道”，故赐书名《资治通鉴》，并亲为写序。《资治通鉴》是一部浩大的编年体巨著，全书共294卷，上起周威烈王23年(公元前403年)，下迄周世宗显德6年(公元959年)，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。它博采众长，题材广泛，特别是文字朴实、生动，寓意明显深刻，既不愧为一部史书典范，又不失为历朝历代帝王治国的一面镜子。

司马光为此书耗费了近30年的心血，完成此书时他已是一位66岁的老人了。人生能有几个30年?而司马光可以说是用毕生的精力去编修史书，这也充分说明了他对政治的淡泊。司马光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：“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”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一书完成后，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。元丰八年(1085年)，神宗皇帝去世，王安石失去了靠山，变法也随之破产。神宗死后，年仅8岁的太子赵熙继位，即宋哲宗。由于哲宗年幼，高太皇太后听政，召司马光入京主政，次年任尚书左仆射、兼门下侍郎。司马光为了将反对变法进行到底，他执政后数月间便罢黜新党，尽废新法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

然而，此时的司马光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，这是他几十年编修《资治通鉴》积劳成疾造成的。他在《进资治通鉴表》中说：“臣今筋骨癯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谓，旋踵而忘。”说明他实在太劳累了。《资治通鉴》从发几起例至删削定稿，司马光都亲自动笔，不让他人代笔，可见他对此书是何等的重视!

司马光执政一年半，即与世长辞。纵观他的一生，志在编修史书，并倾注了毕生精力，实现了自己的夙愿，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由于他把毕生精力都用在了编修史书上，他的政治生涯也就显得平淡了。能给后人留下记忆的就是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但是，透过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看司马光的内心世界，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纯粹是一种假象，是一场骗局。而正是由于这场骗局，成就了司马光，使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《资治通鉴》。假如司马光终身混在官场，是否能编撰出《资治通鉴》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
历史就是历史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。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假象也好，是骗局也罢，我们不但不能责备司马光，反而应该感谢司马光。感谢他用他的聪明和智慧给我们留下了《资治通鉴》。

本文原载于《文史天地》2009年第10期